略论秦刺绣

秦人自建国，因久居西垂，人们对它多有“戎狄”蛮荒之感。随着秦文化研究的深入和考古资料的不断发掘，秦人物质文化发展的丰富多彩性令人耳目一新。秦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数以千计的秦人军吏形象为认识这些问题提供了写实的资料。从秦俑坑中我们看到，他们在服装上面博采众长，色彩搭配艳丽讲究，其中的军甲装备塑造也是严格摹拟实物的，按照将卒军职、衔级的不同有不同的样式，双肩无披膊和有披膊的高级军吏俑甲衣、中级军吏俑的背带式前胸甲和下缘平齐的彩色鱼鳞甲等部分的军服上还彩绘有美丽的花纹图案，花纹主要分布在甲衣的周围和背带上，是秦甲缘边丝织物的象征。这些缘边丝织物有些就是刺绣品。一按学者的分析认为：其单元纹样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几何纹；第二类是植物纹样；第三类是自然纹样。其中有一部分甲衣镶嵌的衣缘因其形象的外观，学者们一致认为是织花纹锦包边的摹拟，这些图案多做菱形纹，二方连续，构图较规矩。另外一部分纹样的底色有白、黑、浅蓝和粉紫等，一般是以朱红、粉绿、黄、黑等相互搭配构图，图案以几何纹为主，植物雨丝、星辰、漩涡等自然纹样填充其中，相比之下单体花纹似无固定的构成格式，信笔拈来。例如一号坑T10G7：14甲俑身着背带式甲衣，丫字形的线条将10厘米宽的背带划分为三块，左右的花纹一半是以白色作底，用朱红、粉紫、黑三色绘几何形的花纹图案，图案之间的空域用细黑线绘折枝纹样，另一半是用在黑底色上用紫色绘矩形条带纹样。带尾为浅蓝色，上绘四条相互交叉的紫色条带，条带上再用朱红色绘“山”字形散点纹样。摹拟出了丝织物包边的窝角，而那些充满画面的花纹却似乎没有固定的章法，按秦俑制作风格的写实性，代表的不应是丝织品的提花。一号坑T19G10：24，是一件步兵军吏俑，在甲衣的边缘界域内，用朱红、粉紫、黑、白等色绘有矩形、折枝花朵等图案花纹，披膊的周边是以白色作底，再用朱红斜行条带纹勾画出的二方连续的三角形的界域，在每一个区域内绘有红色几何纹和用墨线、朱点绘的折枝花纹样。同样，这些花纹的分布也有一定大区域，区域之间用线条勾勒出丝织物包裹的褶皱窝边 ①。线条勾画的“窝边”，圈定了衣缘丝织品的属性，因此这些信手拈来的繁复花纹决不是古代皮革中的“画甲”。据统计，秦俑铠甲缘边的图案花纹大约有33种，其中单元纹样包括菱形纹、回纹、对己、八齿纹等几何纹样和总状、伞状、篮状、穗状花序的植物纹样以及旋涡、雨丝等自然纹样（见图一） ②。几何纹样是当时丝织锦的常见纹样，但也常用于绣品，其他的纹样在湖南、湖北等南方地区同期绣品中常见得到 ③。它们和丝织品纹样构图的主要区别是由于不受织机的限制，在主题如一些大的三角形空区折下可随意穿插雨丝、花伞，单元性不强，很随意甚至有些散乱。铠甲缘边上这一部分的花纹摹拟物在已故聂新民先生的《秦俑铠甲的编缀及秦甲的初步研究》一文中用“当为绣品的写实”一语概括 ④，这不仅反映了聂先生独到的学识，也说明了秦俑塑造上严格摹拟的写实风格。在因自然原因实物资料匮乏的有关秦人、秦代的刺绣研究中，显然这是一些弥足珍贵的材料。图一秦俑铠甲包边纹样有关秦代刺绣的间接材料，还有临潼秦始皇陵园出土的铜车马的衣蔽。两辆铜车通体绘彩，表达丝织物衣蔽的手段有金银错嵌和彩绘 ⑤，其中在二号车即始皇銮驾的车舆绘彩中，使用了两种方法表现衣蔽为绣料的质地；其一是借助色彩的对比，如在车舆上层屏蔽部分外侧，中间区纹样是以白色作底，以散点式排列组合绘单独纹样110组，完整的有70组，各组纹样基本相同，但形状和用色略有变异。“每组为变相的双夔龙和一凤，双夔身躯屈曲相交。其中一夔为褐色，勾画着朱色的鳞甲，另一为翠绿色，亦用朱色绘着鳞甲，身的内侧用墨线勾作弯月形，借助色彩的明暗对比显出躯体的立体效果。如夔身的外侧线条折波作云头状，……凤作天蓝色，用白色细线勾点羽尾，……直接用彩作绘，用墨线勾画轮廓。……墨色的轮廓线作为白底与彩色纹样之间的补间色，使纹样更鲜明清晰，富有立体感。”舆内侧板上的中间区域，平涂白色为地，四个侧面共有“变相夔龙单独纹样61组，每组为双夔一凤，夔一为绿色，一为天蓝色，二体蜷曲，卷尾一足。体的外侧线条折成云头状，轮廓线用墨线勾勒，体的内侧用墨线绘作弯月形……变相的夔凤为翠绿色，用墨线勾画羽毛和轮廓，翘尾展翅作飞翔状。”后舆车门的内侧的纹样及做法也是如此。它们与表示织锦缘边的边栏相较，用色缤纷繁复，如果说作边栏的花纹是丝织锦帛的摹拟，那这些被缘边包围的中心部分的花纹显然就不是一般提花织物所具有的 ⑥。这些“变体夔龙夔凤”或可改称为“大团云气纹”，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音乌拉山汉代匈奴王族墓出土的绣品中就有类似的花纹出现，如变体云纹刺绣靴底（图二） ⑦，大团的云纹以锁绣针线填充。出土的刺绣靴面，靴身绣变体凤纹，鞋面绣变体云纹。图二①秦陵二号铜车马后舆右上层内侧纹样 ②诺音乌拉山汉代匈奴王族墓出土刺绣靴底纹样观察铜车马之上似仿制刺绣的云纹衣蔽，利用颜色对比渲染制造出了这种锁绣法填充花纹的效果，其制作风格和新疆、蒙古等地的云纹刺绣较接近，不同于马山、湖南等地发现的“信期绣”变体云 ⑧，前几种云纹卷成团，绣线以多层绣满其内，“信期绣”线条较纤细，单线为主。画面布局上前者的以散点式，后者则单体之间互相钩连，不留大面积的空域。在构图结构上，可理解为先直移组成带饰，带饰之间滑移二分之一单位向量，拼成面饰。另一种方法是利用堆绘的技法，如二号车车舆下层四周栏板上的纹样，共分四条上下相叠的条带，线条纤细，是在蓝底上用白色细线勾画流云纹，云头上有白色和朱红色的边珠纹。使用了独特的“堆绘技法，线条凸出，好像减地浮雕，”“施色使用调得较浓的颜料，线条鼓凸犹如镶嵌的银丝……”纹样构图是在“蓝色的底色上用白色勾出流云等顺畅的主线条，云头上有的再用朱红色绘连珠纹”。线条流畅圆润，类似湖南长沙、湖北马山等地出土的云纹绣品的走针。利用堆塑的手法来表现凸隆的花纹，在两辆整体彩绘的铜车中是别具一格的，也许是为了使象征物更加逼真，而独具匠心的处理。另外，据彭浩先生《楚人的纺织与服饰》一文介绍，在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中出土有四件特殊的绣品，其底料是外包绢面的皮革，“原物是一条长带，长40厘米、宽7厘米。在皮革的表面蒙有一层表色的绢，然后用棕、深黄色的丝线绣蟠螭纹，上下边绣横向S形纹”。书中对此专做考证，认为是竹简中常见到的“缂”，它可以作席，作带，天星观所出的是车上的装饰品。此说如果不误，反映在铜车马上的刺绣衣蔽也当有此种。有关秦的刺绣材料在陕西咸阳一号宫殿遗址中也找到了实例 ⑨。其中发现了由11种丝、麻制作的衣服，虽然已全部炭化，但仍可辨认出丝绸的质地。其刺绣是在锦或绢上以人字纹的针法做出，图案是“怀菱纹，间以豹纹，上下夹以几何条带，空间以三角、团点、弧线及多种连线填充。整个横幅作二方连续排列，……以举爪回望的豹纹图案打破机械连续的构图，有静有动……”动物造型除有兽外，还有长尾鸟。绣线径0.6毫米／根，两根合股，拈向S拈（图三）。这种构图类似当时机织的大菱形纹锦。图三秦咸阳宫殿出土刺绣残片比较秦陵文物中所描绘的刺绣与咸阳出土的实物可以看到，秦代的刺绣风格似无统一定式，但按照秦人的一贯作风，花纹写实，不见奇特怪异纹样。就秦俑中所代表的装饰衣缘和咸阳出土的衣服刺绣而言，纹样风格基本属于一个系列，写实性较强。都以几何线条作主体骨架，顺经线方向布置大波折纹作为间隔，在大波折之间填充如磬形等各种小几何纹。绣地上几乎不留空域。但秦俑中的几何骨架更多的是双线“T”字或称为“工”字造型，还有的似磬的形状，总之几何图案是双线勾勒闭合的，围绕其宽域的小几何纹相同，只有植物枝蔓和花朵用单线；咸阳发现的图案几何骨架是规矩等大的菱形纹，走针几乎全是单线，菱形纹的大波折边缘使用稍粗线条，使纹样显得突出，其他小花纹线条则细。如外围不封口的单线大菱形，其中再套两大小相对的“＜”，相接处，上下各有一只长尾、带冠、尖嘴的鸟，最内还有似宫殿屋宇的图案以及两大菱纹间包含的小松塔形菱纹、主体骨架外的兽鸟动物纹等，都以单线作主体。因此从效果上看，秦都宫殿出土的绣品更显整齐规整，推其原因当与两者的使用对象身份不同有关。皇帝銮驾的刺绣衣蔽，纹样不用规矩的几何骨架，大朵的变体云纹、龙凤纹更多传达着当时上层阶级的思想和信仰。二用针引线在绣料上穿刺出一定的图案和色彩花纹的装饰织物即为刺绣。据《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古代刺绣》：是源于原始社会时人们的纹身、纹面、纹缋服装，以后人们用线将花纹刺在衣服上，就成为刺绣。《易·系辞下》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法于天，俯则观法于地，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虞书·益稷》中有载，“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也就是将天地万物的形态、色彩概括地象征地施于服饰之上。《考工记·画缋》：“画缋之事……五彩备谓之绣”，“绣”、“施”都包含了两种含义：画工与绣工。当时是“绣缋共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郑子叔曰：“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九文之中，龙、山、华（花）虫、火、宗彝（虎与长尾猴）是画在衣上的，藻（水草）、粉米（白米）、黼（黑白交织出的斧形）、黻（黑与青交织成的两 “弓”相背的符号）是绣在下裳的。从生产技术上讲刺绣的出现完全有可能早于纺织提花。它不受机械的制造技术的制约。目前可见最早的刺绣实物是殷代一个铜觯上所附粘的菱纹绣 Ｂ10］〖HT 〗。从一些玉人雕塑中可以看到当时刺绣花纹是以几何形纹为主的，线条有些僵硬呆滞，纹样作风主要是仿青铜器以及提花织品。《周礼·春官·司服》周王冕服中，有所谓的“希衣”，在陕西宝鸡西周墓葬中的绣品残片可见花纹是花草、枝蔓的局部，绣品以单线条的辫子绣为主，在个别部位为了加强纹饰效果，兼用了双线。刺绣地帛的印痕上附有红黄褐棕四种颜色[11]］，发掘者认为是以平涂法画上的。反映了古人所谓的“画馈之事”。这种“以画补缋”的做法是刺绣初期阶段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的刺绣实物发现较多，当是我国古代刺绣的发展时期。《管子》：“桀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东，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裳者”，《国语》记齐桓公曰：“齐襄公陈妾数百，衣必文秀”，……都是这种繁荣的文献记录。最著名的湖北江陵望山二号楚墓出土刺绣，绣地除绢以外，又有罗。纹样内容“除个别仿自青铜器花纹的蟠螭纹外，大多以龙凤为主题，个别的纹样还有虎，许多纹样多以花草、枝蔓作为纹样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的车马畋猎纹纳绣，绣带宽约6.8厘米，纹样长度在17厘米左右。采用对顶针，纬向纳绣显示花纹的方法绣成车马畋猎纹。对顶针的行针方法是后针从背面紧挨前针入针处出针，针针绕经线相接。据沈从文先生研究认为其制作方法是先以合股丝平织一带，宽6.88厘米，排列经丝2 22根，每平方厘米径密约32根，纬密18根，两纬之间绕经上下针刺绣做花纹而成，所成花纹较为规整，称为“纳褛绣”。这种“纳绣”现今在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工艺制作中仍大量存在。随着丝绸文化的对外交流，刺绣产品传播到更边远的地区，如苏联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墓地[12]，出土有战国中期绣品，以彩色丝线绣出杂处于花枝间的凤凰图案，和长沙楚墓的凤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秦汉时代的刺绣是与织锦齐名的，常是锦绣并称。刺绣尤以齐郡为著名。这是我国古代刺绣发展的一个新时期，不仅刺绣技术日臻完善，还有了专业的刺绣艺人，王充《论衡》中：“ 刺绣之师，能缝帷裳纳缕之工”；相关的各种规章制度“锦、绣、绮、、浠、泞、 ”不准商贾穿着，“珠玉锦绣不粥于市”，一律归上层少数统治者独享，不许当成商品上市；有贯以绣名的官职“绣衣直指”……这些都说明刺绣工艺当时已从纺织面料中摆脱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新支。秦汉时期的重要遗址有尼雅遗址、罗布泊、诺音乌拉、帕米尔拉、怀安以及南方的诸多墓葬。秦汉时期刺绣，绣地有较绢厚密的缣，有的绣地本身带有织成的菱形纹。针法仍以锁绣法最常见，出现了铺绒绣和类似接针的绣法。铺绒绣是用缣地，以直针一种针法满绣而成，属于平绣系统。接针是由于图案区域较大，用一针作绣拉线太长，分几针衔接完成。有的单针锁绣用了打籽针，如长沙马王堆汉墓柘黄缣地绣方棋纹残片、甘肃武威东汉墓针线盒[13] 绣线色彩多样。纹样有云气、植物为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几何纹，还有狩猎车骑等更加生动的造型。南方最著名的有长沙出土的茶黄菱形纹罗地“信期绣 ”丝锦袍、细黄缣地“长寿绣”丝锦袍、细黄缣地“长寿绣 ”丝锦袍和黑菱纹罗“信期绣 ”残片。北方有河北满城中山王墓的发现，在怀安、武威、罗布泊和国外的诺音乌拉、帕米尔拉等地都有发现。河北怀安汉代五鹿充墓[14] 出土刺绣残片，男袍服，朱色，“绸本辨绣”，缥缈的风云、翱翔的凤鸟、奔驰的猛兽、层叠的群山、狩猎和供养的人物以及秦汉铜镜上常见的带状边。上面有赋染朱墨形象生动的狩猎图案。民丰县出土的夫妇合葬墓集中出土了一批东汉时期的刺绣品[15] ，其中男裤角边饰，以草绿色细绢为地，上绣成束的卷草、成丛的金钟花、菱形的涡旋纹、豆荚形的对叶，还有藏在叶丛中露出大耳朵的兔头和带爪的前足。另外作镶边的细线条。花纹既瑰丽，又显生动。花纹的每一单元约纵横11—11.2 厘米，循环反复，但每一细节多有局部差异。另一件是女内上衣绣袖的边饰刺绣。这是以翠蓝色细绢为地，用各色丝线绣出花草和小鸟。小鸟张口瞪目，头的上部耸立竖羽三根。翘翼向后转弯尾部下垂内卷，它虽不是完全写实，却也活泼。在鸟嘴下和花草间还点缀着一些圆点，也许代表果子。辫子绣是最早的针法，也称锁绣、人字纹绣等，主要特点是第一针刺在花纹的开端，由底部向上起针，将绣线由左向右绕成一个圈形，然后在第一针的附近下第二针，在圈内第一、二针的上方起针，便形成辫子股的第一环。东汉的出土物有正反面的锁绣法。正面形成人字辫状，背面则为首尾衔接的顺针（图四），花边部分用线稍粗，针间距稍大，针的走向纵向一厘米约8针，横向一厘米也8针。在苏联的克里米亚也曾发现过锁绣法制成的毛料织物，这些精美的锁绣标本在诺音乌拉的汉绣中还有“茱萸纹”和写实的鸟兽纹。图四锁绣的四种方法早期绣线似均为原股丝线，未见宋明时期的劈线以及针眼中同时穿不同深浅绣线的和色线做法。目前为止也未见用头发、马鬃、鸡尾毛、薄切金等为绣线的。绣线的颜色不见宋明时期的中间色，从这点看显然有明显的原始性。在商代到秦汉这一阶段内，刺绣花纹的风格从简到繁，不仅符合刺绣发展的规律，而且也是受绣地和绣线制约的结果，早期稀疏轻薄的绢质绣地，绣线又不经过分劈，大规模的使用刺绣无疑会使绣品产生皱曲，根本不可能产生满地施绣的作品。1965年在敦煌莫高窟第一二五、一二六窟间发现一幅刺绣佛像残段 [16]，刺绣的衬地是两层黄绢中夹一层麻布，除边饰外，所有内容包括佛像、供养人、发愿文以及空余地区的衬地整个用细密的锁绣法全部绣出，是现存最早的一幅满地施绣的制品。刺绣的线条走势走向随各种线条的运转方向而变化，空白部分的针势也与画面协调一致，还使用了两三晕的配色方法，因而增加了质感，较汉代简单的锁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这说明满地施绣的决定条件之一是绣地的薄厚，而后随着劈线工艺的发展，即将一根绣线分成若干很细的丝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绣品的主要使用对象有器物的锦囊带如镜衣、枕套，衣服上最初仅是衣缘、袖口、裤边的装饰，最晚到战国时期，刺绣品开始成为衣服的主要用料。从春秋到秦汉，“衣作绣，锦作缘 ”是较常用的服装样式，楚墓中随葬的男女木俑一般多是“上作不规则云纹绣，旁作深色宽缘”就证明了这一点。除了服饰方面以外，通过秦陵铜车和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的发现与研究表明，刺绣品还被应用到了等级较高的车舆上。具体使用的步骤是先将丝织品做成一段一段的绣料，再缝纫成所需的成品。典型的例子见于战国晚期湖北江陵马山楚墓中出土的“鸳鸯被”，长1.92米、宽约1.92米，是用了25片大小不一的刺绣零头拼合而成的，因此有 23块的图案完全一样但花纹颠倒或错位缝合。刺绣制品不仅广泛地应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贵族身份的象征意义，在国家内外交流上也时时扮演着感情联系的纽带。在《左传·成公二年》楚人侵鲁、《国语·晋语》晋人伐郑以及《战国策》等许多对战争的记载中，诸侯邦国间为缓和矛盾，聘使往返，请盟求和也要用纺织刺绣的生产者——执针织衽的工奴和“女工妾”作为贿赂品，数量为数十甚至数百人。周代的铜器中也常有周王赏赐臣工“黹屯（纯）”的记载。秦惠文君后六年伐义渠，取郁郅，秦王接受陈轸建议“因以文千匹，好女百人，遗义渠君，”化解了一场干戈。汉廷为安定边疆也常赠予匈奴以锦绣，文帝前六年的一次是“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元寿二年“加赐锦绣缯帛三万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后代。综合上述的主要内容，可用下表简要概括：时代主要针法绣地纹样商辫子绣几何纹周辫子绣绢植物茎蔓，附加平涂颜料填补空白春秋战国辫子绣、纳绣绢、罗龙凤、花草秦汉辫子绣、铺绒绣接针带底纹的缣、绢、皮及毛料动植物、云气因此尽管从目前情况看来，直到秦汉时期为止，我国南北方刺绣制品的风格略有差异，但还未形成各自的体系。其技术变化的总脉络基本一致，这些变化随着时间的发展体现在针法、绣地、纹样和使用面积上。鉴于目前考古实物出土数量有限，对早期刺绣制品还不能进行分期分区的研究。

gr875 · 发表于 2004-4-17 20:16:00

老兄不好意思在下实在是没有耐心看完这个

有你才完美 · 发表于 2004-7-14 12:27:00

支持，做版主好累哟，致敬！敬礼！！

wslqd · 发表于 2004-7-14 12:55:00

good

fengwuqing100 · 发表于 2009-1-25 2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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